“死神”百草枯：一场关乎数万人生命和价值50亿产业的政策考题
是否禁用百草枯在年均数万人中毒者与整条产业链30万人生计之间，在攀升的农民种地成本与萎靡的农产品价格之间，在一条生命的安全价值与我国环境生态效益等等之间，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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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给我吐出来！”
在齐大庆的怒吼声中，他的妻子已经面朝下被压在了床边，后背上顶着齐大庆的手肘，口中被迫塞进了齐大庆的手指。齐大庆使尽了力气将手指捅到妻子喉咙深处，强迫其呕吐。
鲜少动怒的齐大庆，在这一刻完全不顾妻子的身体痛楚，好像失控的机器，机械地按住妻子不让其起身，直到她呕出掺杂着食物残渣的粘液。
2016年8月的一天，山东省德州市，天气闷热，汗水顺着齐大庆妻子的发梢往下低落。齐大庆平复了一下情绪，起身走进卫生间寻找妻子刚刚喝药的容器。接下来的一幕让他头皮发麻，卫生间窗台上被拧开瓶盖的农药瓶身上，印着“百草枯”。
百草枯（Paraquat）也叫对草快、克芜踪、巴拉刈，最早由英国帝国化学工业集团（世界最大农药企业先正达SyngentaAG前身）研发出来的除草剂。一经问世，以其优异的除草特性风靡全球。
但是，对于人体来说，百草枯是一种尚无解药的死亡之水，10毫升便可致死，如果不及时采取恰当的治疗措施，早前统计平均死亡率一般在90%以上（随着医学进步，现今死亡率有所下降），死亡过程漫长而痛苦。
中毒者口咽部及食管损伤最开始缓慢显现，随后中毒损伤的主要靶器官之一是肺，同时造成严重的肝肾损害。百草枯中毒早期可出现急性肺损伤，晚期则出现肺泡内和肺间质纤维化，称“百草枯肺”，早期多死于急性肺损伤，而晚期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肺纤维化。
百草枯中毒病人肺片 摄影：vict
百草枯中枢神经损害不明显，病人神志始终是清楚的。通俗地说，好比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一天天缓慢地活活憋死。
齐大庆夫妻二人火速来到乡镇医院求医，在去医院的路上，二人早已忘了喝药前是为了什么样的细碎琐事争吵，讨论的话题中心只有两个，一是“后悔”，另一个是“吐”。
其实，这一刻的齐大庆夫妇还心存一丝侥幸，虽然知道百草枯很毒，但不至于无药可解。他们希望看到医生的那一刻，医生可以亲口告诉他们“没关系，治疗几天就好”，然后他们便可以回去过平常的日子，种地、做饭，看电视，去学校开家长会。
但是，在他们抵达医院的那一刻，希望破灭了。趁着夜色，齐大庆夫妇直奔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中毒与职业病科是国内最大的百草枯中毒诊治基地，该科的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授菅向东是目前国内治愈最多百草枯中毒患者的专家。数据统计显示，该科近4年收治1942例，治愈存活1201例，治愈存活率为61.8%。
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中毒病房住下的齐大庆妻子，从躺到病床上的第一天起，便甚少与人沟通。有时候，直挺挺地躺在病床上几个小时一言不发，仿若周围的一切均为静止，宛如雕塑。
“妈，我喝药了，你回家吧，我想见你”。
2016年8月24日，秋秀永远忘不了儿子电话中的这些话。那天她正和丈夫在离家几百公里的一个皮具加工厂车间里，挥汗如雨地劳作，在接到电话的前一刻，秋秀或许还憧憬着和丈夫打工攒够了钱，回老家给他们这个唯一的孩子盖座新楼，迎娶儿媳，在不久的将来，咯咯笑着的小胖孙子踉跄跑过来，脆生生地叫着“奶奶”。
这一切平常又美好的愿景，定格在8月24日秋秀接到儿子电话的瞬间。她与丈夫放弃了当月按天计算即将发放的4800块工资。回家。
进门一见到儿子，秋秀来不及放下手腕上挎着的行李，三步并两步冲到儿子面前，像转陀螺一样把儿子转来转去仔细查看，“除了喉结肿得有点厉害，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大碍”。秋秀夫妻给儿子做了一顿饭，炒了肉，但儿子嗓子不舒服，没有多吃。这时候，他们只知道儿子喝了农药，但并不知道这种农药是百草枯。
常年分居的一家三口人，因为百草枯“团聚”在了一起，换在平时，秋秀一家想都不敢想假期这回事。儿子初中毕业后便在县城一家酒店打工，除了春节，一家人难得见面，儿子定期给秋秀的电话中总是叮嘱妈妈：“多吃点，多买点，穿好点。我什么都不缺”。
“什么都不缺”的少年2016年20岁了，在这一年的8月20日下午，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偏离。
因为感情受挫，秋秀的独子8月20日下午没有去酒店上班，而是在镇上逛了许久。他最终走进乡镇的一家农药店里，向小店老板要一些最常用的农药。小店老板给他推荐了两瓶“效果好”的水剂农药，一瓶百草枯，一瓶敌草快（除草剂，成分与百草枯类似）。事后他回忆起当时攥在手中的两个小药瓶：“瓶子很小，刚好都能塞在我的裤子口袋里，瓶身上包装简单，看包装并不知道这是人喝了后没有解药的”，买完药后他在店里停驻片刻，看了看农药名称便离开了。
当天黄昏，他买了一张回家的车票，候车时前一饮而尽一瓶百草枯，喝完药后散发出的药味曾吸引了身边一位一同候车的陌生人的注意，但行程匆匆，最终没有人来过问这个男孩的异常。
在回家的列车上：“我的眼泪不停流，止不住地往下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抵达家乡后，他喝下了另一瓶敌草快。
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就医之前，秋秀一家曾经辗转求医于乡镇医院、县城医院、省三甲医院，秋秀的丈夫无奈地摇着头：“县医院不给瞧，省医院也不给瞧，都说治不了。”
躺在病床上的男孩难掩病前的高大帅气，胳膊上盘着一条仿若龙状的纹身，双腿修长结实，除了肿胀的喉结，看不出丝毫病痛的痕迹。但是，这个看似健壮的身体，正因为百草枯的作用，一点点枯萎着。
9月1日上午，最新的化验检查结果显示，秋秀儿子的肾脏已经出现了损伤。他做第一次血液灌流（将患者血液引入装有固态吸附剂的灌流器中，以清除某些外源性或内源性毒素，并将净化了的血液输回体内的一种治疗方法）时，自拍了一张照片发给初恋女友，女孩在收到照片的瞬间，把他拉黑了。
百草枯中毒病人做血液灌流 摄影：vict
截至目前，秋秀的儿子还不完全清楚百草枯对人体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他只以为自己喝了点药，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等到康复的那天，他就可以“去找她”。
“我不懂儿子在想什么，我真的想知道他在外面怎么过的”，秋秀懊恼不已，为自己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缺席后悔，在医院陪床的她一遍又一遍抚摸着儿子因药物刺激肿胀的喉结。
没有人知道，从16岁到20岁，父母不在身边的这4年，这个男孩是如何倔强地生长着，如何度过孤独的时光，如何一个人消化自己青春期的迷茫和困惑，又是如何在年少气盛的时光里，去赢得心爱姑娘的芳心，又被伤得痛彻心扉。所有的一切对于他的父母来说，都是空白，所有的一切，都埋藏在如今身处病榻的他的心里。
只要她翻个身，就能看到双人病房的另一侧空空荡荡。那一侧没有人，没有床，没有医用监护器，墙边上悬挂着一截电源线。前几日，她的百草枯病友刚刚病逝于这个角落。
时间过去了很久，来自山东农村30岁的李娜依旧侧身躺着，目不转睛盯着面前的东西看。实际上，她的面前并无一人，也无一物。
每过几分钟，李娜便会不顾美感地龇一下牙，好像吃完饭没有牙签想通过口腔开合剔除剩菜一样，不过李娜这样做，只是为了缓解呼吸困难。
“她哭个不停”，李娜的丈夫回忆起8月初的那天下午，妻子抹着眼泪说喝了药了。在丈夫去农田忙活的间隙，李娜顺手从窗台上拿了一瓶百草枯，一狠心倒了“一点”出来，农药的刺鼻气味刺激了李娜，她没有成功咽下那“一点”，抿了一小口便放下了瓶子。
李娜一家在那天同样不知道百草枯的毒性有多大，她选择喝百草枯，是因为家里“有的是”，窗台上、床底下，很容易找到。在李娜喝药之前，家里刚刚做农产品生意赔了二十多万，两个幼小的孩子又因为父母日夜在农田里疲于奔命无人照顾，令李娜甚是烦扰。
“越想越难受，喝个药吧”，李娜的妹妹这样转述姐姐喝药时的心理，但是，在喝完的一瞬间，李娜害怕了，尤其是在知道百草枯无特效解毒剂之后，她开始强烈地后悔。
“我们特别绝望，网上说这种农药没有解药是不是？”李娜的丈夫见到医生便拿出李娜的肺部CT，指着上面偏白色的一部分（肺纤维化）重复地问这个问题，他对人多次强调，自己在网上查过。
病床上的李娜已经后悔了十几天。按她自己的说法：“只要喝过一次药的人，再也不敢，也不会喝第二次。”在这十几天里，除了后悔，她还在思念着两个孩子。只要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提到“孩子”两个字，李娜就会将头转向床的里侧，眼睛里顷刻噙满了泪。而且与她连接的监护器上，血氧饱和度（血液中血氧的浓度，呼吸循环的重要生理参数，正常人体的血氧饱和度为95%以上）会突然从95%落至80%以下。
但不过几秒钟，她便收回眼泪，一滴不曾落下，转过头，并抬起没有插着点滴针的左手，示意丈夫给自己喂面条，抓起氧气罩，大口地吸着，“我一定会好起来”，李娜笑了。
吃完饭的李娜长呼一口气，发出一声细微的“鸣叫”，平躺在床上，因为呼吸困难，难受的她支起双腿，双手抠进床单。陪床的亲人们看着李娜难受，也开始跟着咳嗽，觉得憋闷，捶打自己的胸口。事实上，百草枯病人是没有传染性的。
李娜的丈夫看着妻子另一侧逝去病友曾呆过的空余区域自言自语：“究竟能不能活下来？”
活下来，是无数个百草枯病人心中的呐喊。
山东省立医院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医师王海石多年来难以忘记一位病人“直勾勾”的眼睛。
2008年，山东曲阜一名经营乡镇企业、资产过千万的女董事长，暴怒之下抄起一瓶地上的百草枯就喝了两口。在那一瞬间，她喝百草枯的目的很简单，吓一吓自己的丈夫，让他闭嘴，服从自己的管理。
喝完药的她的确达到了让丈夫闭嘴的目的，但自己也进了地方医院。经过一周左右的救治，病况愈发严重，这位女企业家怕了，喝下药近10天后，辗转来到山东省立医院求治。
在她喝下药的短短的一周内，且在没有及时有效治疗的情况下，百草枯早已密布在她的肺、肝脏、肾脏、肌肉中，一点点侵蚀着机体，已经发展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
来到山东省立医院后，只要王海石一走进病房，她一定双手抓住医生的手，两眼定定的盯着医生：“主任救救我吧，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我不是真的想死，我实实在在的是想吓唬吓唬我丈夫。我有两个孩子，还有这么大的企业。我不在了，我不甘心。不能丢下这么多人，工厂要是倒了，我上千的工人也没饭吃，所以说我不能不管。”
王海石记忆犹新：“每次查房的时候，她那种求生的欲望，希望医生能把她挽救过来的要求，直勾勾地看着我，太强烈了，我都不敢直视她的眼睛。”
这位百草枯女病人在病床上熬了整整20天，在这20天里，她数次对医生表示，“你们要多少钱，我就给多少钱，哪怕让我现在就拨一千万过来，我也决不含糊，不管花多少钱，倾家荡产也无所谓，只要治好我，什么条件都答应。”
可惜，钱买不了命。
最后一天，在她神智完全清楚的情况下，王海石将所有的氧气都打开，眼见着她张大口使劲地喘啊喘，活活地憋死了，抛下丈夫和两个十多岁的孩子。
来自江西26岁的小宇是一名“服毒剂量大”的百草枯病人。
“从床上到地板上，都是臭味，都是吐出来的东西，流了一地，她靠在床边，闭着眼睛流眼泪”，事隔三年，小宇的家人觉得那一幕似乎发生在昨天。小宇的妈妈最后一次见到她是晚饭前，她在满屋子充盈的饭菜香中一边拿着手机讲电话，一边默默地走上阁楼，便再也没有下来。
开饭了，一家人围坐在桌前，笑着叫小宇下来吃饭，无果。小宇妈妈扯下围裙，上楼看到了开头那一幕。家人赶紧将小宇送到地方医院洗胃，地方医院的医生检查过后认为“无大碍”，便让小宇一家回家休息。
当时，还没有人知道小宇喝的是百草枯。当天夜里，小宇开始发作，对妈妈说嘴里“烧得慌”，隐隐地有种刺痛感。困倦的家人们相信医生说的“无大碍”，给小宇倒了一杯热水，催促小宇多喝水，喝完赶紧睡觉，睡一觉就好了。小宇继续撑着，挺到了第二天凌晨，情况糟糕起来。
家人将小宇送到南昌某附属医院，医生试图弄清楚小宇喝的究竟是什么，但这时候小宇自己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自己喝完了“一小瓶”。她的家人跑回家找了很久，终于在屋外墙角的草丛里找到一个空的小农药瓶，瓶身印着“百草枯”，小宇家人找到瓶子的那一刻舒了一口气，认为既然找到喝了什么药，那小宇肯定有救了。
但是，医生一句“无解药”的答复，让小宇妈妈差点晕倒。而这时候，距离她喝下几乎一整瓶百草枯，已经过去了一天一夜。百草枯肆虐地在小宇身体里游走、侵蚀，她的肝脏、肾脏、肺部均出现了损伤，其中包括肺纤维化。
省医院的专家观察几天后束手无策，建议小宇家人放弃。但是，小宇在此刻显露出强烈的求生意志，每天都对自己、对家人说着鼓励的话，她对家人说：“只要乐观，一切都会好起来”。家人被其感染，面对高额的医药费亦不放弃。
小宇为什么喝药？如今，已经没有人知道她在生前的最后一个电话里，说了什么话，有过怎样激烈的心理活动。家人唯一知道的，是那个电话来自于小宇的丈夫。
从小宇进入医院的第一天起，她的丈夫只来过一次，随即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在小宇一家面前，带着他和小宇唯一的两岁儿子，消失了。
在弟弟眼中，小宇“爱笑，热爱生活，在我心中表达不出的优秀，很照顾家人，唯一的遗憾是为爱冲昏头脑”。多年前，小宇曾在南昌一家网吧打工时，遇到了一名在南昌读大学的外地男孩，从此爱得义无反顾，哪怕婚后这个男孩无所事事，不去找正经工作，小宇依旧爱得死心塌地。
“我姐进医院后，每天都对我笑，她打心底里后悔，不相信自己会死”，小宇的弟弟停顿许久：“也许这就是命吧。”
2016年，小宇妈妈再次提及女儿，眼泪簌簌落下，只说一句：“我始终牵挂。”
“当时对自己很满意，我感觉为中国的农业做了一件好事儿”。但李德军后来闻悉国内涌现出多例百草枯伤人致死的案例时，他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
李德军是山东省农药科学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百草枯生产技术开发团队的带头人，被业内称为“中国百草枯之父”。他带领他的团队率先攻克了原本只属于先正达垄断的百草枯生产技术，将百草枯生产工艺大规模普及中国。
1996年，时任山东省农药研究所（现山东省农药科学研究院）副所长的李德军选中了百草枯的研究课题。当时，国内的百草枯使用完全依赖进口，售价昂贵，市场销量远不及其他本土除草剂。此时的李德军刚刚33岁，按他自己的话说，“那个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
在一次研究课题挑选中，李德军团队的目光锁定在了百草枯身上。“我的想法很直接，当时我们研究所的经济状况和在国内的知名度都非常非常低，如果我再挑一个和大院大所重复的课题，再没有重大突破的话，那我们将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当时，我选课题就一个原则，不跟那些大研究院所碰撞，他们选的，我就不干，万一大院大所提早突破且已经产业化，那么自己的课题就白做了。
很简单，我就找一个没人研究过的试试看，毕竟那时我们这太弱小了，层次比较低。”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百草枯没有被纳入“大院大所”的选题范畴。而李德军用“误打误撞”形容自己和百草枯的渊源。
在持续性的攻关研究中，李德军团队遇到了难题，百草枯的技术攻关难度太大，超出了他开始的预期。在此期间，李德军的团队面临压力几度接近崩溃，“其实想一想，当年好多大专家都知道它不好玩、不好弄、不要动他。
我为什么要动（百草枯），但是没办法，我就是想干一点事儿，再复杂，再费劲我也得弄。”
攻克百草枯生产工艺技术之后的李德军迎来了事业的第一个高峰，引起了国家层面的注意，“十一五”期间，国家科技部开始立项对百草枯的清洁生产工艺和吡啶碱生产工艺进行了攻关。
同期，百草枯废水资源化综合利用技术又被列入国家“863”项目，李德军的事业蒸蒸日上。而在同行业重点企业的协同攻关下，百草枯从原料生产到三废利用和处理技术一跃达到国际水平，形成了万吨级的、完整的连续化、自动化工业生产规范体系，在中国几百个农药品种中名列前茅，成为举足轻重的当家品种之一。2010 年，国家化学化工联合会授予山东省农药研究所科技进步一等奖。
百草枯如此受市场青睐的原因之一在于其优越的除草性能。病人李娜家属表示，在草甘膦和百草枯之间，更喜欢用百草枯，因为百草枯“便宜又好用，药喷上去一个小时左右，草叶子全蔫吧了，不用翻地，就能接着种。”
李娜家属所言的百草枯便宜又好用，在业内存在共识。百草枯除草遇土钝化，虽然百草枯打到草上的时候会起到除草效果，但是一遇到土壤便钝化了，不再发挥效果。换句话说，百草枯不传导、不会伤害植物的根，也不会在土壤和植株里面造成残留危害，另外其发挥作用特别快。
李娜家属所言的“不用翻地”，则是指免耕种植。农作物免耕种植主要是建立在百草枯的使用之上。以长江流域为例，水稻收获后，不用耕田除草，直接喷洒百草枯，将水稻稻茬和杂草全部打死，然后播种油菜或小麦，省工省力，还可以抢农时，这种喷药方法已经大面积使用多年。
有统计数据显示，每公顷实施免耕抢茬将比普通翻耕平均增收1000元-1200 元，2010 年，通过免耕栽培技术的实施使全国农民在普通翻耕收益的基础上多收入 200 -240 亿元。而且，实施免耕作业一年可减少作业工序 2-5 道，降低作业成本 20% 左右。
李德军表示，如果 7 万公顷作物种植面积全部推广免耕作业技术，每年至少可节约灌溉用水 1 亿立方米，这相当于整个北京怀柔水库的蓄水量。
李德军团队攻克百草枯生产工艺技术之后，大规模的百草枯国产化，拉动了百草枯上游各种化工原料产业链的发展，特别是吡啶碱系列产品。长久以来，我国的吡啶和百草枯一样，主要依赖进口。百草枯大规模产业化之后，在强大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南京红太阳、山东绿霸等企业相继攻克了吡啶的生产技术并大规模产业化。而在吡啶上游，又接力拉动了乙醛、乙醇、红（木）薯等原料及其支链产业的蓬勃发展，由此，发展出了一条完整成熟的庞大产业链。
相关数据统计显示，目前在这条产业链上讨生活的所有从业人员，粗略估算至少有30万人。
百草枯瓶身 摄影：李凯祥
1999 年，我国经贸委发文明令禁止淘汰了金属钠法工艺之后，山东省农药研究所与南京红太阳集团合作成功开发出国内第一套 2000 吨 / 年氨氰法工艺，将百草枯国产化发展推上一个新台阶。
有一天，“中国百草枯之父”李德军去聆听了一次关于诊治百草枯病人的讲座。他第一次看到了百草枯病人的图片。听完讲座后，他把自己关在屋里陷入沉思，两天没怎么吃饭。“百草枯是我迄今科学研究生涯最得意的作品。我没想到这么得意的作品上面出现了如此严重的瑕疵，让我感觉到，有一种负罪感，我感觉这做的什么事啊”。
李德军说：“你可能理解不了技术人员对自己的科研成果，就好像女士对自己的孩子感情是一样的。从开始孕育它，再慢慢把它做成型，逐渐的把它生产出来，完了再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它拉扯大，担惊受怕，牵肠挂肚，付出了艰辛的心血，最后真的长成花儿一般的姑娘的时候，却发生了这种事。”
他面色凝重，捻出一根烟，定了许久不曾点火：“我真的从来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去喝百草枯，这不是给人喝的啊。”
这几年，他陆续接到过百草枯病人家属的求助电话，向他咨询救助方法。“医药医疗不是我的专业”，研究农药的李德军十分无奈。
这位农药界的科研翘楚，开始想改变些什么。从2013年始，李德军团队研究百草枯的一种颗粒剂。因为他闻悉一个自杀行为学研究统计数据，冲动型自杀者的冲动持续时间是13秒，如果拖延过了这13秒，就会放弃自杀闪念。
在13秒的驱动下，李德军团队花了三年时间，投入四百万开发资金，潜心研究消费者无法接触到药剂、无法服食的百草枯粒剂及其严密的水溶性袋包装技术。
他的这项研究技术获得了四项国家发明专利、申请了一项国际发明专利。国家工信部组织专家专程奔赴调研，对该项百草枯水溶粒剂科技成果生产装置现场考核，并颁发了生产批准证书。
然而，农业部仍没有开绿灯。李德军没有取得农药登记证。换句话说，他可以生产，但不能出售。
他不知道的是，在今年8月下旬，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刚刚收治了一名百草枯病人，这名病人自杀时选择的便不是水剂，而是颗粒剂。该病人竟然打了一盆水，把袋装颗粒剂放入水中静置，耐心地等到完全溶解才喝下自杀。
事实上，在中国每年数以万计的百草枯中毒案例中，一大部分的诱因是来自于中毒者一时冲动的自杀念头。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菅向东所接收的病例中，自杀口服的中毒者比例占到了80%-90%，误服导致的中毒案例，所占甚少。山东省立医院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医师王海石表示，自己接诊的百草枯病例中，有85%以上是口服式中毒，这其中绝大部分中毒者中，都具有自杀心理。
不过，绝大部分因一时冲动想通过百草枯自杀的中毒者和他们的家人，在事后都追悔不已。只是，那时留给他们的时间和机会都已经不多。而这种暗自滋生、无法预期的自杀心理倾向，为百草枯的监管和后期救治提出了更加冰冷残酷的挑战。
百草枯迎来了限用令。
2016年7月1日，百草枯水剂迎来了国内禁令。2012年4月24日，农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质检总局联合颁布了第1745号公告，为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确保百草枯安全生产和使用，决定对百草枯采取限制性管理措施。
自2014年7月1日起，撤销百草枯水剂登记和生产许可、停止生产，保留母药生产企业水剂出口境外使用登记、允许专供出口生产，2016年7月1日停止水剂在国内销售和使用。
这意味着，百草枯水剂这个在国外驰骋市场50多年、在中国大显身手20余年、年销售量10余万吨、年使用面积5亿余亩次的大宗除草剂产品，将在我国市场销声匿迹。
据估计，每年因为百草枯中毒致死的人数约为万人以上，国家农业部曾在北京市河南大厦召开包括南京红太阳、山东绿霸等百草枯生产龙头企业约谈，会议上通报，年均中毒发病人数可能达到了数万人。
山东绿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企划部经理张衡昌曾经去病房探视过百草枯病人，感觉“非常痛心，非常难过，非常无奈”，身为绿霸对外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张衡昌经常接到百草枯病人家属的电话，询问解药。
山东绿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企划部经理张衡昌 摄影：付硕
张衡昌说：“我不是医生，也不能给出什么医疗建议来。每次接到这种电话很沉重很痛心，我只能说赶紧上医院这句话。病人家属有骂我们的，有发脾气的，什么表现的都有，但是我们也只能忍着”。
或许，绝望痛苦的百草枯病人和家属，不仅仅找过李德军，找过张衡昌，也找过农业部。
他回忆起2011年6月10日北京市河南大厦的那次会议，先正达、红太阳、绿霸等十余家企业位列其中，农业部的一位官员宣布会议的主题是“今天我们来讨论如何禁止百草枯”。张衡昌他们当时很惊讶，为什么不讨论是否要禁，而是直接定调先禁止再说？在这之前，包括先正达、红太阳、绿霸等在内的所有企业，均不知道有关部门已经定下了这个决策基调，也没有收到相关部门决策前调查论证的信息。
实际上，在他看来，百草枯及其他一些农药本是特殊生产资料，应该特殊管理，却类似普通生活资料来管理。这是诱发百草枯中毒案例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农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印发的第1745号公告中，没有对可溶粒剂作出明确的规定，但从2015年底开始，山东绿霸百草枯可溶粒剂登记已经过期，就是说其百草枯可溶粒剂已经停产。
摄影：vict
按照有关规定，农药产品生产、销售需要农业部核发的农药登记证，工信部/质检总局核发的生产批准证书/生产许可证和农药产品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企业标准），这 “三证”缺一不可。
目前，除了南京红太阳百草枯可溶胶剂三证齐全，还可以再生产几年，其余所有企业，均没有三证齐全。以绿霸为例，虽然其百草枯可溶粒剂生产批准证书尚在有效期内，但农药登记证已在2015年底到期，农业部没有批准其百草枯可溶粒剂正式登记申请。
换句话说，虽然1745号文仅仅对百草枯水剂给出了禁令，政策上并未对百草枯其它剂型给予限制。但实际上，在现实中，百草枯生产企业已经不可能拿到百草枯其它剂型的“三证”了。
这意味着，百草枯制剂的生产和发展，从今年起将逐渐走向萎缩。对于企业来说，这就好像给百草枯判了死刑。
2016年5月9日，《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征求2,4-滴丁酯等农药禁限用措施意见的函》在网上发布，征求意见函第三条“将百草枯毒性变更为‘剧毒’，不再受理、批准百草枯田间试验、登记申请，除母药生产企业的百草枯产品出口境外使用登记外，不再受理、批准续展登记申请。”
2016年9月7日，国家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又发布第2445号公告，表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不再受理、批准百草枯的田间试验、登记申请，不再受理、批准百草枯境内使用的续展登记申请。保留母药生产企业产品的出口境外使用登记，母药生产企业可在续展登记时申请将现有登记变更为仅供出口境外使用登记。”
在2011年6月10日北京市河南大厦的那次会议之后，“为了自救，也是为了救人”，绿霸、红太阳、先正达、山东科信等11家百草枯主要生产企业一致回应了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的号召，2011年，成立了中国百草枯生产企业产品管理与社会责任关怀工作组（以下简称百草枯关怀工作组），“中国百草枯之父”李德军，以及四家百草枯生产企业负责人担任了工作组副组长。山东省立医院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医师王海石也是工作组的主要成员。
百草枯关怀工作组成立的第一年，绿霸等企业投入了1200多万元资金，而红太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寿海透露，红太阳加入百草枯关怀工作组后，首期便投入200多万元，后续又追加几百万元。
作为国内第一家从李德军手中买下百草枯专有技术的农药生产企业，红太阳集团董事长杨寿海表示，由于百草枯国产化技术的成熟和大规模应用，红太阳的年产能已经达到3.5万吨，比先正达还多2万吨左右。但是，杨寿海看到百草枯病人后，同样心痛：“可怜啊，不马上死，而是折磨你死，太惨了。”
在工作组的感召下，更多百草枯生产企业加入到此项工作中。根据工作组2013年工作总结报告，截止至2012 年底，该工作组已形成以10多家百草枯母液生产企业为发起单位、61 家具有百草枯水剂加工资质企业共同参与的社会责任关怀组织，共筹集资金达几千万元。
企业自发筹集的关怀资金，主要用于开通两部“全国百草枯中毒急救24小时（免费）咨询热线服务电话”（号码为：400-099-0766、400-886-7120）；免费提供卫生医疗专家审定编制的《百草枯中毒诊断、急救和医院处理指导原则》，持续在全国大范围开展基层医生百草枯中毒急救专题培训，免费提供中毒救治医用药物以及供临床使用的尿液试剂盒，指导和协助各级卫生医疗机构做好中毒救治工作；开展农民安全科学使用百草枯专项培训，免费提供百草枯专用防护服和器具等。
百草枯中毒急救咨询热线电话的服务人员就包括王海石。他以自己所在科室收治的百草枯病人案例粗略估算，以2003年到2012年为例，自己所在科室收治百草枯病例589例（不包括门诊与小儿科病例），持续到2016年，每年收治的百草枯病例数量逐年上升。
在百草枯病人求生的诉求下，实际上，被禁止的不仅仅是百草枯水剂，百草枯可溶胶剂也面临被禁的命运。
在张衡昌看来，随着监管的收紧，在百草枯行业，以及上游的一整条吡啶产业链讨生活的30万人生计，都将面临尴尬境地。
与百草枯病人求生同步的是，生产百草枯的农药企业，也在求生。
摄影：vict
张衡昌直言，今年绿霸的整体效益将大幅下降，公司正在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但新项目建设到达到预期效益，需要时间和大量的资金投入，绿霸需要度过一个艰难的转型过程。
在今年7月1日禁令生效之前，绿霸赵焱董事长曾做过一份方案，提出企业可以探索全流程产品追溯程序，全程二维码监控，从生产入口一直监控到使用末端，实现可追溯管理，实行定点销售和专业化防治。赵焱怀揣这份方案，奔赴北京面呈农业部有关领导，希望就此方案展开探讨，但是没有收到答复。
张衡昌提出隐忧，目前，百草枯水剂在我国年销售量超过10万吨，年使用面积超过5亿亩次，巨大的市场需求不会因禁用期限的到来而减少或消失，一旦全面禁止生产和销售，可能会转入地下黑工厂生产，销售也由台面转到台下，产品可能会以其他形式或面貌出现，这势必给正常监管带来很大的不便，意外中毒的几率也会增加，中毒后医生诊断、治疗将更加困难。
在张衡昌看来，百草枯相关管理措施的出台未按事先设定的农药管理程序和制度对其进行综合评估，而是以某种偶然的因素开始，对其某个特性进行简单的而非全面系统的评估，用行政的表述做出管理举措，不符合农药安全风险评估程序，是不严谨，不科学的。
张衡昌质疑：“百草枯能这样，其他产品呢？”
而李德军的感觉，是“作为一个技术人员来讲，我只能用技术手段解决产品的缺陷。不能影响国家政策，要服从国家决定。在一个鲜活的生命面前，我针对百草枯技术改进做的工作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身形高大，走起路来虎虎生风，他所在的中毒与职业病科，是现今国内最大的百草枯中毒治疗基地，目前正接诊约40个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病患程度的百草枯病人，随着日期变化，这一数字每天都在增加。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菅向东 摄影：李凯祥
他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菅向东，内科学博士，目前担任中国毒理学会中毒与救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心肺复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毒理学会中毒救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是《百草枯中毒诊断与治疗“泰山共识”(2014)》及《百草枯中毒诊治“齐鲁方案”(2014)》的主要完成人。
2016年8月30日下午，他轮流穿梭在中毒与职业病科的三个病房里，见到病人时会挥舞起右手，语调高昂地和病人打招呼：“快好了吧？躺着吧，好好休息！”
面对病人何时能出院的追问，他一边大步流星往前走着，一边在病房里回头笑着回复：“慢慢来，别着急，你看别人都能走路了。”巡视病房的菅向东时犹如亲临战场的将军，病房里的人好似他的部下，他热情洋溢的查房，给病人和家属传递出强烈的自信。
除了病房，菅向东最常呆的地方是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办公室，这个目测不足10平米的主任办公室促狭无窗，办公桌上堆满了专业期刊、研究报告、获奖证书，墙上挂着一幅病人家属送来的锦旗。在办公桌后面是一张放着小枕头的沙发，平日里的他，便是在这张沙发上偶作休憩，其余时间24小时随时待命。
查完房的他回到诊室，和科室同事一同观察着四小管液体样本，第一管黑紫色的液体便是百草枯病人灌流前的尿液，随后的三管液体逐渐变得清澈，最后一小管液体已经近乎透明。这说明，灌流前、灌流后病人体内的百草枯浓度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菅向东所在科室的医生们，包括菅向东在内，举着手机、单反相机拍照存档，拍完之后，一名医生戴上橡胶手套后小心翼翼地取走试管。
百草枯中毒病人灌流前的尿液 摄影：vict
在他的努力下，9月16日，喝下两瓶农药的男孩——秋秀的儿子痊愈出院了。奇迹每天都在发生，事实上，很多患者因为得到菅向东团队精心治疗而获得新生。但是，服毒剂量大的，治疗难度依然非常大，服毒剂量问题是百草枯诊治过程中面临最大的困难之一。
菅向东诊治百草枯病人的建议方案主要是“白+ 黑方案”，进行全胃肠洗消治疗。“白”即思密达（因漂白土无药准字号，以思密达替代），“黑”即活性炭。具体方法: 思密达30 g 溶于20%甘露醇250 ml，分次服用，活性炭30 g（粉剂）溶于20%甘露醇250 ml，分次服用。首次剂量2 小时内服完，第2 天及以后分次服完即可。第3、4 天甘露醇剂量减半，可加适量矿泉水稀释。除此之外，还包括早期的胃肠营养及消化道损伤的处理，以及积极开展早期血液灌流。
在百草枯中毒诊断与治疗“泰山共识”（2014）中，菅向东呼吁：“只有全面禁止或严格限制百草枯的生产和使用，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百草枯中毒的发生”。同时菅向东也谈到，在百草枯退市后有关部门应该研发一些新型的无毒的绿色品种，来解决农村劳动力匮乏这一实际问题。
在山东省立医院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医师王海石看来，对于百草枯病人来说，喝药之后的抢救应该“争分夺秒”，而且要“准确定量”判断出病人“喝了多少，咽了几口”，才能科学设计治疗方案。
山东省立医院在做百草枯病人服药浓度检测时，采用的是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提供的百草枯尿液检测试剂盒。而且在6年前，王海石自己也破译研究出了能准确定量检测的试剂盒，但是，截止到目前，这个试剂盒申报5年后，尚未拿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通行证”。
儿子刚刚住进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第二天，秋秀念叨着“这种农药这么毒，没解药，为什么不禁止？”，她的丈夫则认为：“禁了拿什么除草？有比这个除草效果好的吗？”
齐大庆一家、李娜一家也为这个问题产生过分歧。李娜的妹妹一提到百草枯便十分愤怒，涨红了脸质问：“既然没有解药，为什么不禁止？”常年务农的李娜丈夫则纠结一番：“百草枯便宜啊，还是不要禁吧，尽快把解药研究出来最好。”
目前，在140多个使用百草枯的国家里，已经有20余个国家禁止百草枯使用，欧盟也于2007年因健康和环境风险因素等禁止。
闲聊时，只有初中文化的百草枯病人家属李娜丈夫突然迸发出一个想法，如果专门成立一个机构部门之类，让他们来帮农民打药（百草枯），不让农民自己动手，不让农民有接触百草枯的机会，是不是就能减少中毒？
但是，他的想法即刻遭到了其他百草枯病友家属的反对：“找人来打药，价钱是不是贵了？钱从哪来？你出钱吗？你这个办法不可行。”
摄影：付硕
在年均数以万计中毒者与整条产业链30万人生计之间，在攀升的农民种地成本与萎靡的农产品价格之间，在一条生命的安全价值与我国环境生态效益等等之间，这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每天傍晚时分，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中毒与职业病科的病房附近，经常会有部分百草枯病人家属聚集在一起，以“你家的喝了多少？”、“咽了几口？”、“来了几天？”、“花了多少钱？”为开头展开一次短暂的社交。
这样的社交最终会在一片叹气声中结束，病人家属随即各自回到亲人身边。
（为尊重中毒者及家属隐私，文中病人姓名皆为化名。实习记者韩松、刘雪松、杜晓雨对本文亦有贡献）